“送礼焦虑”缘自亲师关系危机

每到过节，该不该给老师“意思意思”是困扰很多家长的难题。虽然有关部门严令禁止老师收受礼品、红包，但家长们的困扰似乎并没有减轻，而学校和教师面对家长的热情也越来越紧张。“逢节送礼”为何成了家长的思维定式？在节日面前，家长与老师的关系如何才能回归常态？

“送礼焦虑”是社会潜规则所致

最近，上海一名家长送老师红包被拒后，老师一句“来日方长”却让她焦虑不已。她绞尽脑汁地想“来日方长”的含义，并在朋友圈求解。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热议。

逢年过节，在要不要给老师“表示一下”的问题上，家长们的纠结在于：送吧，心有不甘；不送吧，心有惴惴。焦虑之中，多数人认为，老师对学生是否好，是否照顾孩子，直接关系到孩子成绩好坏。而送礼，能让老师对孩子更好。

新京报刊文《老师拒礼后，为何说“来日方长”》认为，送红包的规则认同和遵循，往往有事实基础和现象表现。收与不收的烦恼，送与不送的焦虑，都是社会潜规则认同与裹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若不改变对“送才有好处”的规则认同，“来日方长”式的焦虑就很难消除。

可以说，不管潜台词如何，都客观反映出家长和教师双双陷入了“送礼焦虑”。

由此可见，在禁绝送礼这件事上，仅仅“立规矩”还不够，还要看家长和教师是否讲规矩、守规矩。而前提在于，让潜规则在社会上失去土壤和市场。

简单的亲师关系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当然，赠送礼物是社会交往的自然现象，试图从根本上禁绝，既无必要，也不合理。此前，就有作者在蒲公英评论网撰文提出：学生送教师3块钱的礼物算不算“送礼”？

确实是个问题。如果学生花几块钱买来一张卡片，写上祝福语送给老师，或者买一朵花、一块糖送老师，老师一定要坚辞不受吗？这样做的话，对亲师关系是不是有矫枉过正之嫌？

有媒体整理出其他国家关于教师节“送礼”的规定，对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不无启示——

按照美国的规定，每名学生的礼物价值不得超过5美元，超过5美元的话老师得退回给学生。在德国，教师节很多学生选择送老师一块巧克力，老师非常欢迎。收到礼物后，老师还得写信感谢。几乎没有学生会送给老师贵重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送老师贵重东西必然吃闭门羹。

显然，“简单就好”，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自然累人。但简单的亲师关系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中国教育报发文《有信任就不会有送礼焦虑》说，要想消除送礼焦虑还需在坦诚交流的基础上重建信任。作为家长，要相信绝大部分老师的正直敬业，不对老师盲目怀疑。作为学校，更需要在平常的班级管理中，做好对家长的信息开放。作为教师，要用自己的爱心和责任心打消家长的疑虑。家长们实实在在看到了教师的努力，看到了教师对每位学生平等地付出，自然也就不会对教师做出不情愿的送礼行为了。

“尊师重教”与“廉洁从教”需要正向互动

在舆论普遍关注如何刹住给老师送礼“歪风”的同时，也有人呼吁关注教师权益，充分落实有关教师待遇和权利的规定，维护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知名教育评论员熊丙奇撰文《教师节的焦点应是教师的待遇和权利》认为，要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氛围，更应该关注的是教师的待遇和权利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的教师节就将一直在送礼这类话题上纠结。

对广大教师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教师而言，家长送不送礼不是他们所关注的，即便有家长“表示”，也无法带给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在辛苦从教的同时，社会舆论每逢节日便“盯”着教师的品格和行为，无疑是对他们的最大伤害。

家长群体以及社会公众期望教师廉洁从教无可厚非，教师期待更好的待遇、更多的尊重也是人之常情。最值得期待的是，这两种社会心理实现正向互动，即教师如社会期待那样廉洁从教，而社会如教师期待那样尊师重教。但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要有刚性的法律规定和职业规范，更在于教师要有良好待遇保障，以及由此而生的职业自信和自律，他们不需要，甚至不屑于收受家长财物

结语

教师与家长是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双方要实现利益共赢，必须共同抵制社会潜规则，建立最本位的亲师关系。“送礼焦虑”只是亲师关系危机的冰山一角，这个层面上的“攻防”不仅于事无补，还会让教育生态越来越糟糕。（中国教育报刊社蒲公英评论出品，特约编辑刘义杰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