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解决“读书无用论”需改变教育评价体系

“读书无用论”正冲击着中国的村落社会，乡间少年对学校中的教师更多的是“瞧不起”，甚至寄宿生活衍生“反学校”的帮派文化不断扩散。在9月6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搜狐教育联合举行的沙龙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李涛就该话题进行对谈。

C=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Y=嘉宾主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农村教育整体处于落败的趋势
Y：储朝晖你对农村教育也在研究，你怎么评价现在的农村教育？

C：总体上我觉得农村教育整个是一个落败的趋势，尤其是这些年。究其原因一是农村包括政府和村民对教育的投入没跟上，再者农村学校没法跟城里的学校比，因为我们的学校是分级的，首先是乡村到县城，县城再到市，市再到省会城市，一级级地往上择校，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农民没办法承担现在的教育成本。尽管也尽力的投入，但没办法给城市的人比，最后可能就造成一种失望和无用的感觉。这其实对后来的农村孩子在教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会感到自己没有出路，或者自己永远都是被动的甚至处于被淘汰的地步，我觉得这个状况要改变是很难的。

上升通道和生产能力成农村读书是否有用的标准

Y：储朝晖你听了李涛的报告以后有什么想法？
C：我认为他这报告整体上来说还是讲了一个个案，而整个农村的状况很复杂。就我了解，一般在升学比例较高的农村对读书有用的认同程度就较高，在升学率高但出来工作的比例较低，而且有其它经济来源的，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就较高。

如果读书上学确实没能提供上升的通道，以及现实生活中生产的基本能力，那这两个因素都导致在当地产生读书无用论增多。因为有些经济比较发展比较好的，他确实觉得上了学以后考不上什么学校，然后几年下来甚至觉得费了钱，结果还没有得到什么。但是也有贫困的地方这条道走不通的是绝望的，但他们依然认同读书无用。刚才李涛讲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上了一本的可能更有上升的机会，但上了二三本，交了很高的学费却发现毕业后找工作很困难，这一部分的家长可能就更加认同读书无用。

目前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是农村孩子上学和学校的教学，跟农村的生活完全是基本上没有关系的。这时候来衡量读书有没有用的标准就是就是能不能考上学校，如果能考上学校，就有用，考不上学校它就没用。再者，考不上学校的落榜生很难再在农村生活下去，由于专心读书可能他不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技能或者体力，但是去城市发展又失去了一些必要条件。这样一来读书就成了无用。

我们现在要关注农村最边缘人群对读书的看法。我看到调查中超过40%的人认为读书无用，这是相当可怕的，因为中国的农村教育和基础教育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偏远人群的受教育权，而不是看到底有多大的富裕人群，这是我们判断中国义务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标准。

改变农村教育评价体系符合学生天性和潜能

Y：你认为如何改变乡村的“读书无用”？

C：再者，从教育的评价体系上，我们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老师要按照成绩来评价孩子。虽然我们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整个教育已经演变为选拔性的教育，而且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在这个选拔过程当中，很多学生都是被淘汰下来的，甚至在某些乡村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被淘汰下来的，无法升入高中。

目前我们的评价体系是单一的，要改变农村教育的评价体系。在一百多年前就讨论过，是否要在全国划定两个标准，即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有自己的标准，但证明是行不通的，社会是一个整体。解决的方案就是农村要有多个标准，城市也要有多个标准。但多个标准不是要分等级，而是按照学生的天性和潜能办教育。

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当时有一个农村的孩子读到初二以后就没上学了，后来他到上海搞了一个租车公司。有次我到上海，问他一年有多少收入，他说二十多万是没问题的。就是这样一个初中毕业的学生比大学生毕业的工资还高。当然他这个属于自己打拼。实际上这些孩子有他自己潜能和天性，但在我们如今单一的教育评价里，他们是没办法脱颖而出的，上学成绩不好我们就给他们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所以要改变这个问题，不仅是需要改变农村的教育，整个教育评价体系都应该被改变。